60年来，“枫桥经验”何以历久弥新？

　　“枫桥经验”60周年系列报道②

　　60年来，“枫桥经验”何以历久弥新？

　　编者按

　　枫桥镇，是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下辖的千年古镇，因发源于这里的“枫桥经验”为众人熟知。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持续发展，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

　　枫桥经验陈列馆矗立在枫溪江南畔，每天来此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走进该陈列馆，详尽的史料依次展示了枫桥经验的诞生和演进历程，讲述了“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的传承创新以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观众通过阅读“枫桥经验”相关历史文献和实践案例，可充分感受“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枫桥经验陈列馆是浙江基层干部群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景呈现和生动缩影。从“一地之计”到“一国之策”，60年来，“枫桥经验”不断适应新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焕发活力。

　　群众唱“主角”

　　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

　　在枫桥经验陈列馆里，一张老照片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20年前。照片里，杨光照坐在郭店村警务站门口的小板凳上，和一群孩子聊天。

　　1986年，杨光照从部队转业来到枫桥镇，成为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终日奔走在枫桥镇的大街小巷、村舍民居。20世纪90年代末，枫桥派出所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模式，提出将警务站“搬”到村里、把派出所建在老百姓“家门口”，要求每个民警都要到村里走访，谁家有困难、哪家闹矛盾，都要心里有数。

　　做矛盾调解工作时，不管老百姓坐在哪，杨光照都要拿一个板凳坐到他们中间。“坐上小板凳，和老百姓像家人一般交心，距离近了，感情就亲了。”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杨光照的文件柜里，整齐摆放着153本调解笔记。其中，2002年至2003年间的本子中，详细记录着村民间的各种矛盾纠纷。

　　退休后，杨光照仍旧致力于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在诸暨市公安局及枫桥镇政府的支持下，他牵头成立了浙江省基层公安机关首家民间调解组织——老杨调解中心，成了一名专职“老娘舅”，枫桥人都知道“有事找老杨”。

　　“老杨”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如今，老杨调解中心背后的调解志愿者团队成员已有138人，实现了行政村、企业全覆盖。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在枫桥镇，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红枫义警’”。

　　谈及“红枫义警”的由来，“红枫义警”协会会长陈荣周表示，“红枫义警”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走”出来的。

　　2017年3月，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派出所深入社区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当时，枫桥派出所民警赵信走访了陈荣周等20多位店主，发现他们均有参加公益活动的想法，于是就与店主们交流沟通，首次发动40多人参与了一场晚会的安保工作，随后成立了红枫志愿者协会。

　　后来，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针对这支队伍的特点和特长进行了专题研究，引导其协助开展治安巡逻、法治宣传等辅助性警务活动，并于2017年7月21日正式将其更名为“红枫义警”，着力打造社会治理的新样板。

　　近年来，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引领下，公安机关不断加强对口指导，“红枫义警”的职责定位也日渐清晰——以夜间巡逻为主线，开展治安巡逻、法治宣传、安防教育、纠纷调解、文明劝导、小型活动安保等辅助性警务工作，同时与社区民警、村警组成枫桥“三警”基础防控格局。

　　“后天有300名幼儿园孩子去杜黄新村研学体验农村生活，‘红枫义警’能不能帮忙维护安全？”

　　“我们马上就组织发动报名。”

　　…………

　　如今，在枫桥镇的各个角落，总能看到身穿红马甲、年龄各异、职业不同的“红枫义警”在走街串巷，为老百姓们化解纠纷、排忧解难。

　　据了解，“红枫义警”现有正式成员167人。截至目前，“红枫义警”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890余次，为3000多名群众开展过安全防范宣传和志愿服务宣传，累计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2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与集中教育254人次，实现社区服刑人员期满后100%解矫；在巡逻过程中排查安全隐患430处，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3人，破获各类治安刑事案件13起，成为枫桥群众口中的平安枫桥“新警力”。

　　作为“枫桥经验”的诞生地，诸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常高。除“红枫义警”外，“枫桥大妈”“詹大姐帮忙团”“新安华人先锋队”等一大批社会组织更是成为诸暨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形成了诸暨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据统计，目前诸暨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有1196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330家，参与人数30余万人，占该市常住人口的25%。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诉源治理”的诸暨样本

　　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近年来，诸暨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诸暨建起了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并不断完善信访接待、矛盾调解、网格管理等基本服务功能，紧急情况即时交办，一般问题3天内解决。当地干部依靠和发动群众，最大限度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堤坝”。

　　2023年10月17日上午，诸暨市姚江镇姚公埠村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村民姚某家农田附近的水渠内存在破损护栏、废旧电线等杂物和部分渣土，引起渠道堵塞并导致无法对周边区域农田形成有效灌溉，对农作物种植造成负面影响。考虑到此处刚完成柯诸高速电力施工作业，存在较密集、复杂的电力线路网络，不便将杂物、渣土直接清理，村网格员第一时间向姚江镇社会治理中心报告。

　　查证上述情况属实后，镇社会治理中心坚持“小事不过夜、大事不过月、苗头就解决”的理念，研判此渠道内堵塞的杂物和渣土系此前柯诸高速电力施工作业后遗弃的废旧材料，遂联系柯诸高速项目部、诸暨市供电局、东白电力有限公司、姚公埠村赴现场协同处置。经供电部门专业人员指导，柯诸高速项目部和姚公埠村成功将此渠道内堵塞的杂物和渣土清理，其间施工沿线电力未受影响。

　　此后，姚江镇社会治理中心要求柯诸高速项目部、诸暨市供电局、东白电力有限公司对柯诸高速工程沿线电力施工现场进行全方位“回头看”，将影响群众经济利益和项目施工保障的隐患再次摸排整改，做好闭环管理和总结提升。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目前在诸暨市，超过90%的基层矛盾纠纷都能在村镇社会治理中心得到化解，只有10%的矛盾纠纷需要分流到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去化解。而这一类的矛盾纠纷通常是各类调解不成的“疑难杂症”，或是跨部门、跨区域的疑难纠纷。

　　近年来，诸暨市以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工作站)建设为依托，建强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平台，迭代升级“141”基层治理体系，有效破解群众多头反映、化解联动难等问题，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解决、一条龙服务”，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2023年3月，诸暨市委政法委、市社会治理中心、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联合出台《关于深化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分类分流化解实施细则》，构建完善“调解先行、诉讼断后、分层过滤”的诉源治理机制。

　　如今，当老百姓带着五花八门的问题走进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时，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会上前进行询问、登记，并根据情况作出分类预判，并引导群众至对口部门单位工作人员或调解员值班窗口，现场“把脉问诊”，面对面解决。

　　“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共吸纳整合了14个专业调委会，各类‘疑难杂症’通过一个窗口‘挂号’，经过‘分诊’，来到各个调委会进行具体调解。”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副主任陈挺表示，该中心处理矛盾纠纷，实行的是“一窗受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工作机制。疑难复杂矛盾纠纷一次调解不成，还可以流转到天平调解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据悉，天平调解工作室共有20多名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调解经验丰富。

　　如果经过二次调解层层分流，仍有部分案件无法得到化解，怎么处理？“这些疑难杂症我们会再流转到诉讼服务中心，到法院的立案窗口诉讼受理立案。”陈挺介绍，在该中心优势调解资源加持下，有效推动复杂疑难问题更好更快地解决。

　　从“上门”到“上云”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智”密码

　　如果说优化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机制是有力支撑，那么数智化则为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提供了强劲动能。

　　近年来，诸暨市不断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赋能矛盾纠纷解决提质增效。从“线下引导”到“线下引导与线上分流相结合”，该市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助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社会化、专业化和法治化建设。

　　2022年以后，借助社会治理中心的枢纽平台建设，诸暨市不断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深入发展，将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于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让“枫桥经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大调解格局更加效能化。

　　如今在诸暨，一个“码”为“想找个说法”的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解纷渠道。

　　“我也想调解呀，但是最近住院，不方便啊。”在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天平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石珊珊正在调解一起由“浙江解纷码”平台派发的运输合同纠纷。和以往不同的是，因被申请人住院无法行动，不方便参与线下调解。于是，通过“浙江解纷码”平台，这场调解由线下搬到了线上。

　　“线上调解非常方便，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纠纷，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工作效率，实现司法更便民。最终，调解双方当天就签署了协议书笔录，并签署司法确认申请书。”石珊珊表示，目前有64%的调解工作是在“浙江解纷码”上完成的，最快一次调解仅用半个小时。此外，“码”解纠纷，也让工作效率提升了40%以上。

　　据了解，作为矛盾纠纷受办一体化平台，“浙江解纷码”吸纳了市镇村三级调解组织、金融交通物业等专业组织及各类社会调解机构。通过智能分案规则、逐层过滤体系，“浙江解纷码”明确调解组织等责任主体的工作职责和办理流程，自动分案到调解组织，并对纠纷响应时间、调解时长作出硬性规定及预警提醒。

　　“操作起来简单方便。填写好双方信息和纠纷情况后，系统会自动匹配相应的调解委员会。完成录入后，系统里还会生成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实时追溯纠纷调解的进度和结果。”“浙江解纷码”平台管理人员徐海莲介绍，“浙江解纷码”平台设置了“我要调解”“咨询服务”“投诉举报”“其他服务”4类功能模块，还即将上线商事仲裁、诉前保全、司法鉴定等一站式线上受理服务。

　　据统计，2022年“浙江解纷码”受理案件27582件，处置率达100%。

　　除了“浙江解纷码”，如今，诸暨市还拥有共享法庭、“城市枫桥”应用等多个线上治理法宝，把调解指导、纠纷化解、线上诉讼、普法宣传等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服务人民群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行稳致远。(人民网 方彭依梦 秦铭泽)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