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村超”（我与一座城）

　　故乡贵州榕江县地处黔东南。四面锯齿般的大山犹如翡翠砌成的城墙，将榕江紧紧环绕，仿佛要将它秘密地呵护起来。县城北端的车江大坝是一片狭长盆地，寨蒿河川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以前，榕江属于偏远之地，与外界往来主要靠都柳江水路和山间羊肠小道，交通很是不便。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自从榕江县通了高铁，无论是到贵阳还是到桂林，都只需一个多小时……故乡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驶上开放与发展的快车道，与偏远闭塞的历史挥手作别。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夏天，一场场名为“村超”的足球赛事风靡全网，让榕江引得世人的空前关注。

　　足球，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经由学校被引入榕江，从师生的脚下“传球”给广大民众，在当地渐成风气。小时候，我也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过“足球”。给“足球”打上引号，是因为那时小伙伴们不拘泥于足球、篮球或别的什么球，都放在脚下来踢。而秋冬季的干水田，则是榕江最特别的“足球场”。大家光着脚丫在田里奔跑，也不讲究什么踢球技巧，只要能把球踢进泥块垒成的“球门”，便是赢家。虽是近乎胡闹的玩法，却把对足球的热情实实在在地在我们心中种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十八岁的我参军入伍，在所在部队的驻地，才第一次看到正规的足球场。后来我考上陆军学校读书，正赶上学校建足球场。没有施工机械，我和同学们用锄头、十字镐、铁铲平整地坝，从山上铲来泥土草垛，把乱石滩铺成绿茵场。我也成了学员球队的一员，正式与足球结缘。

　　如今，我虽远在成都工作，但作为与“村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口寨村人，一些熟人朋友去榕江调研“村超”之前，多会提前与我联系、问询。榕江“村超”火起来之后，我们一家也跟着“火”了起来。球赛的解说老师穿上了我幺妹亲手缝制的侗布衬衫；每逢赛事，在县移动公司工作的兄弟都要在现场负责保障实况转播；外地电视台到榕江录制“村超”专题节目，对担任“老男孩足球队”队长的表弟进行专访，还专门到家里拍摄……

　　“村超”这把“火”，把我的故乡亮亮堂堂地映在世人眼前。“榕江”这个地名伴着“村超”的报道和直播，在网上随处可见。一句“‘村超’‘村晚’活力四射”，更让家乡父老争相传扬，倍感荣光。

　　除了少年时的足球情缘，我对家乡的民间文艺也情有独钟。每每家乡有重大文艺活动，乡亲们总会把我叫回去参加。2018年冬天，家乡举办牛腿琴歌节，我也专程赶了回去。热闹的会场上，我听到乡亲们议论：如果能把我们的侗族大歌、琵琶歌、牛腿琴歌等表演融入各种大型文体活动中，那该多好啊！我当时只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却没想到这个好点子很快就在“村超”会场“落地”了。当身着本地特色服装的月寨村啦啦队，把琵琶歌伴唱的“农具走秀”节目呈现在球场中时，整个球场沸腾了起来……在球赛中场间隙进行地方特色文艺表演，这一策划获得了远超预想的巨大成功。远道而来的外地观众对此赞不绝口：“足球，我们在哪都能看到，但如此奇妙的地方文化展演，却是在别的球赛里看不到的。榕江的‘村超’真是独树一帜啊！”

　　去年9月中旬，我利用休假时间回老家看“村超”。虽然这一轮比赛的正式名号是“美食足球友谊赛”，但大家仍习惯叫作“村超”。这次，来自上海、贵州、广西等地的多支球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彩比赛。轮到“贵阳月饼队”和“桂林米粉队”上场时，已是晚上9点，但球员们仍精神抖擞、劲头十足。场内数万名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座足球不夜城。比赛间隙的文艺表演更是把赛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我牵着六岁侄儿的小手，站在球场边的看台上，看他妈妈所在的琵琶歌队与来自桂林的“刘三姐”们热情表演，观众的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此情此景，令我心潮澎湃。

　　“村超”为故乡带来的意义，不仅仅是热闹和快乐，也点燃了乡亲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幺舅的小女儿同许多榕江人一样，借着“村超”的热潮，一边下地护理果树，一边穿戴上当地特色服饰，在“村超”现场当起了主播，将自家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卖到各地。赚来的钱修起了农家小别墅，买上了小轿车，一家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行走在熟悉而温馨的故乡，感受着新奇而热闹的赛场，我感慨万千。我在外兜兜转转四十多年，曾经的懵懂少年已然两鬓斑白。但我心中一刻不曾忘的故乡，却在时代春风里焕发出新的青春模样。故乡“村超”的激情为我的胸中添上一把火，把故乡与我的生命更亲密地系在一起。

　　《 人民日报 》（ 2024年03月25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