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非常广泛，是今天讲座无法完全涵盖的。今天的讲座，主要围绕影响古人古典诗歌创作的古代儒释道三家学说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儒释道三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长期且复杂，因此讲座中列举的诗人诗作通常很难视为独受某一家影响，往往呈现出多家思想兼具的特色，譬如陶渊明诗、辛弃疾词等既含儒家思想也受道家影响。为了更清晰地剖析各家影响的脉络，我们举例解析时仅选择诗人诗作受影响较大的某一方面加以阐述。

“仁”之境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主干文化。古代儒家文化传承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包括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思想家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以及以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等。那些被分为不同阶段的儒家代表人物，其具体思想主张在延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差别。总体来说，古代儒家思想强调君子应兼具仁义礼智信，这对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与《尚书》《礼记》《春秋》等典籍并称的古代儒家经典。《诗经》成书过程中，从今天的陕西沿着黄河到山西至河南抵河北再到山东，收录了众多作者的作品，它主要代表的是当时黄河流域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是楚地，最主要的代表是《楚辞》，《楚辞》收录的作品大部分为诗人屈原所作。而《诗经》中很多作品是由北方劳动者完成的。

我们今天打开《诗经》，第一篇就是《周南·关雎》。大家对这首诗是非常熟悉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我们来看首句——在中国第一部古代诗歌总集第一首诗歌的第一句中，出现的第一只鸟是雎鸠，这是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在其中的。后世的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主要承担表现爱情作用的鸟类是鸳鸯，古代文学作品对鸳鸯最主要的歌颂点是其对爱情的忠贞。一般认为《关雎》中的雎鸠是一种水鸟，习性与鸳鸯类似。

《关雎》描述的是一位君子爱上了一位窈窕淑女——窈窕描述的是女子曼妙的身段，淑女指的是女子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君子由此陷入对淑女的相思之苦中。此后诗歌出现了变化，“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两种古老的乐器琴和瑟出现了，君子希望与女子恋爱时能够为她弹琴鼓瑟，通过如此优雅的充满书卷气的音乐演奏来处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从我们后世的审美视角来看，《关雎》的这段表达难能可贵，因为它描述的是男子在平视他所爱的对象，不同于西方同类题材文学中出现较多的那种对自己所爱女子的仰视，也不同于后世唐诗宋词一些作品中描述的男子对女子的俯视。到结尾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有观点认为这是男女两情相悦之后盛大的结婚场面。那么这首诗就是为读者完整讲述了一个先秦时代的爱情故事：一位君子爱上了一位淑女，并因此饱受相思之苦，继而他又展开想象，如果这位女子也爱他的话，他们将会平等地相爱，这段爱情的结果就是男子迎娶了女子。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视婚礼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考虑到《诗经》被古人视为由孔子编订，因此可以说《关雎》作为《诗经》开篇第一首诗，其内容也是极具儒家情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能够一边弹奏弦乐一边把《诗经》全部作品唱下来，足见孔子对《诗经》的喜爱程度。具体到《关雎》，孔子评价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

接下来，我试对古代两位诗人在创作中受到的儒家思想影响作简单解析。

首先来看曹操的诗歌创作。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操在古代很长时间里获得的评价都很低，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其“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之评语颇具代表性。在古代的戏曲舞台上曹操更是白面奸贼的形象。身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之一，曹操存世诗作二十余首，其中包含《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我们以《短歌行》为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开篇描述诗人对酒当歌，既感叹人生苦短，又抒发内心忧思。他内心忧思极多，多到只有传说中酿酒发明者杜康的酒方能解忧。曹操此处所说的忧思是忧国家、忧天下，他想要一统天下，让天下太平。这种忧思是非常深沉的。他在另外一首诗《秋胡行》中提到自己“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忧思。

接下来《短歌行》引用了《诗经》中的《子衿》和《鹿鸣》，前者是描写爱情的，后者是描写君主宴会群臣的，曹操直接把这两首《诗经》名篇引入自己的诗中，这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见《资治通鉴》）之后，《诗经》作为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一，在古人眼中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当时恐怕除了曹操，尚无人敢把《诗经》作品跟自己的诗作融于一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曹操对自己诗歌方面的才能是十分自负的。

接下来曹操描写很多名士前来投奔自己，他与众人“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各路名士纷纷投奔各自心仪的主公，而曹操希望的是天下名士悉数投奔他，“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是在说他曹操就是高山大海。而诗篇最后出现的周公，则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天我们谈及儒家思想每每用孔孟之道来指代，但是孔孟并称是唐代才开始的，唐代之前古人更常用的是周孔并称的“周孔之道”。曹操在《短歌行》中把自己喻为周公，声称要开创“天下归心”局面，足见他内心最敬重的历史人物便是周公。周公也是孔子非常敬重的人物，孔子晚年甚至曾因许久梦不见周公而发出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见《论语·述而》）

从我们后世的视角来审视，曹操无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体现在他作为一方诸侯的政治雄心上。不过在古代封建社会，曹操很多行为与儒家思想主张相悖，长期被视为奸贼，因此魏晋之后的古人对此诗的观感就与我们有较大差别。比如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他读罢《短歌行》对曹操愈加反感：“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见《朱子语类》）

我们要解析的第二位诗人是唐代诗圣杜甫。能够被称为诗圣的诗人，不仅需要其人的诗歌艺术非常高超，更重要的是其思想高度要达到孔孟所提倡的“仁”的最高境界。杜甫的境界的确达到了，他的诗歌便是以儒家所倡的仁者之心来看待所有人。

我们举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名篇作为例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歌第一句即破题，诗人屋顶的三重茅被秋风吹得到处都是，群童抱着这些茅草窜入竹林，诗人呼唤无用。之后诗人从写秋风到写秋雨：家中的被子已用多年，不仅冷得像铁一样，而且被孩子从里边踏裂了。屋里屋外都在下雨，全无一处干地，诗人则因遇丧乱而长期失眠。以上各句，清晰勾勒出了诗人的贫士生活。如果此诗至此完结，亦可算是一首好诗，但绝不是一首伟大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所以名垂千古，并非因为它对诗人生活苦难的精当描写，而是因为它最后几行。最后这几行诗，诗人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寒士的境遇，表达出了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拯世济民之志，其中饱含的忧国忧民意识令人动容，而且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纯系诗人自觉自愿，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唐代七律诗领域名家众多，而其中翘楚者不过两人：一为杜甫，一为李商隐。杜甫在七律领域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这里我们再解析他晚年的一首名作《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晚年罹患多种疾病，此诗描写的是他在三峡地区登高望远。本诗最有名的就是颔联，有观点认为，杜甫的七律作品是古诗中最好的，而杜甫的七律作品中最好的一联就是此诗的颔联。杜甫写秋天的长江与落木，明为写景，实际将情景结合，滚滚长江中流淌的正是诗人的无限深情。杜甫在诗作中言己百年，实际他当时不足六十岁，独自登临高台，心中无限的艰难苦恨让他两鬓斑白——这些艰难苦恨并非属于他个人，而是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艰难苦恨，登临高台的诗人此时心中充盈的是对国家的忧思。

最后我们再以一位词人为例，这就是两宋著名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年轻时投身抗金事业，后归南宋。辛弃疾一直希望南宋朝廷能够北伐收复中原，但是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使他始终壮志难酬。辛弃疾表达壮志难酬心境的名篇，就是《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人醉酒后挑灯看剑，梦见沙场点兵，“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反映的正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豪杰志士的共同心愿。

禅之思

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汉传佛教后续分为八宗，其中对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历代文人士大夫多受其影响。

历史上的佛教传播为中国古代文化带来了新的变化，包括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词遣意方法等。《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学和禅宗思想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等诗词名家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则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关系。

从诗歌创作来说，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当推唐代诗人王维。王维字摩诘，这源于佛典中的“维摩诘”，是释迦牟尼时期的佛教居士，佛教也有一部《维摩诘经》。王维少年得志，21岁中进士，于音乐、诗歌、绘画等方面也表现出卓越才能，晚年倾向于佛教，其诗作亦如是，后世遂称其为“诗佛”。王维创作山水诗时，善于在诗中表现“空”“寂”“闲”的境界，这正是他在禅学领域修养的某种呈现：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王维诗中描述的这些意象，带有很深的禅意，他写的是花开花落、深山高士，实际表达的是对世界、对生命的理解。

而这种诗中禅意，我们在后世名家的作品中依旧能够看到某种延续，比如苏轼的《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种延续发展到自觉，便是诗家对禅意之于诗歌创作关系的辨析，如文学家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一诗对此的概述：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

心地待渠明白了，

百篇吾不惜眉毛。

除了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之外，历史上佛教还对古典小说创作包括《红楼梦》在内都产生过影响，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姑且略过。

“自然”之道

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历史上的道家也分为多个流派，包括老子、列子、庄子、黄老等。东汉至东晋时期，道教逐渐定型。

历史上，道家文化对古典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比如老子的思想。老子主张自然、无为、知足、不争，记录其思想的《老子》以“道”为中心，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分别是玄妙之道（哲学之道）、治国之道和修身之道。老子以哲学之道为天道，以治国之道和修身之道为人道。他认为天道是人道的本源，人道是天道的反映和投射。老子之后的庄子，其言行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庄子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逍遥、齐物以及无己、无功、无名。

这里我们以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两位诗人的创作为例。

其一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以“自然”入诗，其诗歌题材包括田园风光、农村劳作等，其中不乏名句传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的“悠然”“自然”，都可以在庄子思想中寻得某种共鸣。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陶渊明以田园诗闻名后世，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其诗作未能获得很高评价。陶渊明所处的东晋王朝是士族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而陶渊明的家世还达不到王谢等著名士族的层面。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即出身谢氏，被尊为山水诗鼻祖，他与陶渊明大致生活于同一时期，且两人都有共同的友人——文学家颜延之。尽管如此，史料中的陶渊明与谢灵运却未发现存在交集，我们或许可以用家世的差异和作品的差异来解释其中原因。对于陶渊明田园诗作在当时社会不受重视的程度，陶谢二人共同友人颜延之的一件事很有参考性：颜延之曾请文学家鲍照评价自己作品与谢灵运诗作的高下，却未用陶渊明与自己相比。

陶渊明身后，其作品价值逐渐得到后人认可。南朝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其作品极为推崇：

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北宋文豪苏东坡则评价：“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见《诗人玉屑》）经历岁月洗礼，陶渊明终成与李白杜甫齐名的大诗人。

其二是盛唐“诗仙”李白。不同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悠然自得的表达，李白诗作中的道家思想影响更多体现为豪放不羁、洒脱逍遥。他对道家和道教十分推崇，最喜欢的古代文人就是庄子。《庄子》首篇《逍遥游》中的大鹏振翅意象，影响了包括李白在内的历代众多诗人。李白诗作中曾多次写到大鹏，他把自己喻作大鹏，甚至在临终之际仍不忘怀：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

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

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

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

而在名篇《将进酒》中，李白提到两位友人岑夫子、丹丘生，其中的丹丘生即道士元丹丘，李白与其过从甚密：

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具体到《将进酒》这篇作品，我们所看到的是李白文学创作与杜甫的截然不同。古人一般认为，律诗由于讲究合辙押韵，故而非常难写，几近于戴着镣铐跳舞，但是对于诗圣杜甫来说律诗当然算不得镣铐。李白其实并不喜欢律诗，他更喜欢更擅长《将进酒》《蜀道难》这种古体诗形式，古体诗便于他在诗作中恣意挥洒自己的才情。《将进酒》中相继出现“黄河之水”“高堂明镜”“金樽对月”“千金散尽”，直到最后的“与尔同销万古愁”，以宏大的意象表达了诗人奔放的情绪，淋漓尽致之间也包含着诗人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对自然的向往。

综上所述，我们对儒释道三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简单梳理，包括它们在内的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历代文人的浸润，赋予了古代诗歌创作更多积极意义，使众多经典作品表达更加生动、思辨更加深入，寄托于作品的诗人人格魅力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彰显。（作者 孙明君）

(责编：郭思邈、申佳平)